| 日本在公元16世紀走到了內戰(zhàn)的高潮。幾十年動蕩不安，后來偉大的武士德川家康打敗了所有的敵人，在1603年成了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將軍。這個家族統(tǒng)治日本大約260年。到1868年，天皇和將軍的雙重統(tǒng)治被廢除。漫長的德川時代是日本歷史上最值得重視的朝代，它在國內維持了一種武力威脅下的和平，有效地執(zhí)行了類似中國的中央集權制。
但德川家族一開始就有個大麻煩，始終沒有妥善解決。一些強藩曾經(jīng)在內戰(zhàn)中反對他，被打敗以后才勉強歸順。這就是所謂“外樣大名”。因為日本宗族以藩為紐帶，德川不能將他們趕盡殺絕，而是保留了領地和家臣。相對應的，德川的盟友成為“譜代大名”，有權進入權力中樞，也享受德川家族的榮譽。為了維持這個困難的政局，德川的策略就是隨時削弱“外樣大名”的力量，防止他們聯(lián)合。結果，為了和平和統(tǒng)治權，德川不僅沒有順應歷史去廢除封建體制，反而逐漸加強了這個體制。
具體到日本人的生活，德川大力鞏固封建等級觀念，政府對國民的日常行為作了詳細的規(guī)定，確保所有人固守本分。每一戶的家長必須在門口張貼有關其階層地位和世襲身份的標志。他的衣著、食物，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，都要依照世襲身份的規(guī)定。
在皇室和宮廷貴族（公卿）之下，日本有4個世襲等級，其順序是士（武士）、農(nóng)、工、商。其下還有賤民。賤民中人數(shù)最多、最為人所知的是“穢多”，即從事各種污穢職業(yè)的人。他們是清道夫、掩埋死囚者、剝取死獸皮及鞣制者等。他們是日本的“不可接觸者”，更準確地說，他們根本不算人，甚至通過他們居住地的道路也不計入里程，仿佛這塊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。這些人窮得慘不忍睹，除了被批準的這些職業(yè)不可能干其他事，正式的組織和社會活動都把他們排斥在外。
比賤民高一個等級的就是商人了。這肯定讓美國人吃驚，但絕對是事實。商人牟利必須讓物質和人員流通，而德川政府最擔心的，就是流通造成的各種敵對勢力的聯(lián)合。實際上，商人階級就本質來說是封建集權的破壞者。商人一旦受到尊敬而繁榮，所封所建就被打破，集權就會衰亡。
17世紀時，德川氏頒布了世界上任何國家所未有過的嚴峻的鎖國令，打算從根本上鏟除商人的基礎。日本曾經(jīng)在中國和朝鮮的整個沿海地區(qū)進行海外貿易，商人階層隨之發(fā)展。德川氏規(guī)定，凡是建造或駕駛超過一定大小的船只者，都要處以極刑。而政府準許建造或駕駛的船，小到既不能航行到大陸，也不能運輸商品。國內交易也受到嚴格限制，各藩藩界均設有關卡，嚴格禁止商品進出。另有一些法律規(guī)定商人社會地位低下。
《奢侈取締令》中規(guī)定了商人的穿戴、雨傘以及在婚喪時的費用限制。商人不能和武士住在同一區(qū)域內。法律不保證他們可以免受特權階層———武士之刀的凌辱。德川氏企圖把商人永遠置于卑賤地位的政策，在貨幣經(jīng)濟中無疑要失敗，而當時日本早已發(fā)展到貨幣經(jīng)濟時代。
面對無數(shù)困難，德川政府努力在維持。武士和農(nóng)民是日本最重要的兩個階層，德川幕府把他們分別凍結起來。在德川家康平定天下之前，偉大的名將豐臣秀吉已經(jīng)用著名的《繳刀令》，完成了這兩個階級的分離。他收繳了農(nóng)民的武器并規(guī)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權。武士再不能兼作農(nóng)民、工匠或商人。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從事生產(chǎn)，他喪失了自食其力的資格，成為寄生階層一分子，每年從農(nóng)民的賦稅中抽取貢米作為俸祿。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額分給每個武士家臣。封建大名與手下武士之間的牢固紐帶，是在各藩國之間兵連禍結的戰(zhàn)爭中結成的。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時代，這種紐帶變成經(jīng)濟性的了。
日本的武士與中世紀歐洲的騎士不一樣，既不是擁有領地和農(nóng)奴的小首領，也不是有錢的士兵。他們是依靠俸祿生活的人，其俸祿額在德川初年即按照其家格的高低決定。俸祿并不富裕，根據(jù)日本學者估計，整個武士階級的平均俸祿與農(nóng)民的所得相差無幾，只夠維持最起碼的生活。對武士來說，如果幾個繼承人分享這點俸祿，那就更加頭痛。結果，武士就限制自己的家族規(guī)模。不過財富對人的影響力太大，武士必須避免窮困的生活影響他們的威儀，結果他們形成了一個通行的信條：儉樸乃最高的美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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